香港經濟下一步

回歸25年，香港正在尋找經濟發展的下一步落腳點。

在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面對改革開放之初的內地，香港利用自身資金、技術以及面向國際市場的優勢，以珠三角為陣地，利用內地的廉價勞動力優勢，經歷過一輪“北上”，雙方以制造業為紐帶密切合作。

如今，面對在經濟總量上已然超過自己的深圳，香港正在粵港澳大灣區的框架下探索全新的合作模式，而這不僅事關香港經濟下一步的落腳點究竟何在，也關系到內地如何進一步對外開放。25年來，香港不斷融入內地的同時推動內地開放的格局并未改變。

深圳河及兩岸的香港（左岸）和深圳。圖/視覺中國

香港向北

2021年10月6日，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發表任內最后一份“施政報告”，大篇幅提及“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這被認為將打破香港“南重北輕”城市發展格局。

百年來，香港的重心為維多利亞港兩岸，以香港島與九龍為主。相比之下，毗鄰深圳的新界北部一直保有大片未開發的土地，但是僅一河之隔的深圳南部，卻分布有羅湖、福田、南山等核心區域。深圳河兩岸城市形態存在明顯差異。

在香港特區政府層面，幾次提出開發新界北部，2007年發布的《香港2030》中，將位于新界北部的古洞北、粉嶺北、坪萱/打鼓嶺、洪水橋定為優先發展區。

“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提出，香港需要超越傳統的“新市鎮發展”思維和區議會行政界線的空間概念，把與深圳相鄰的新界北部地區完整地整合為北部都會區。但外界更為關注北部都會區會不會僅僅是擴大版的新市鎮、新發展區？因為包括古洞北等在內的新發展區，以及早期的荃灣、沙田、大埔、屯門等新市鎮在內，都是港府在北部拓展城市發展空間的嘗試，但缺少配套產業，基本成為“睡城”，沒有實現職住平衡。

香港大學經管學院院長蔡洪濱曾撰文提出疑問，“設立北部都會區到底是為了促進新界村鎮建設，分散市區人口，解決住房問題，還是要建設香港的國際創科新城？”他認為，新界北要建設成為香港的國際創科新城，這個定位必須清晰明確。鄉村建設、環境保護、緩解住房問題等等也都是非常重要的，但需要圍繞其核心定位規劃。

“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已經明確，發展北部都會區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載體便是新田科技城。

“北部都會區是香港應對深層次矛盾的綜合解決方案。”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郭萬達如此定義北部都會區之于香港的意義。“香港的深層次矛盾包括三個問題：首先，住房資源緊張，房價高企；其次，年輕人流動性較差，階層固化；再次便是由此產生的貧富差距。”

為什么稱北部都會區為“綜合解決方案”？郭萬達列舉了發展策略中的幾個數字：北部都會區面積300平方公里、新增92萬個住宅單位、容納250萬人口、新增65萬個就業崗位。“從這幾個數字不難看出，北部都會區意在解決住房、就業等多個問題，更重要的是解決香港產業結構失衡問題，65萬個新增就業崗位中，15萬個由科技創新產業提供。”

前述深層次矛盾的背后原因是香港產業結構失衡，即產業空心化。“香港產業格局為‘兩頭大、中間小’：一方面是金融業發達，從業者收入較高，但能夠吸納的就業人數有限。另一方面是物流業、商貿業發達，能夠吸納較多就業人口，但是從業者收入偏低。缺少制造業，特別是科技創新產業，導致年輕人即使擁有很好的教育背景，也只能投身金融業或是商貿業。”郭萬達說。

其實，香港回歸后一直希望發展科技創新產業，首任特首董建華曾在1998年邀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原校長田長霖出任創新科技委員會主席，足見決心。但郭萬達認為，港府此前發展科技創新產業主要受制于空間有限。兩個標志性項目便是數碼港和科學園，數碼港交由地產商操盤，最終供給科創產業的物業面積不足15％。“科學園也僅有十幾棟辦公樓的容量，即便如此，效果在近幾年也逐步顯現，辦公人數達到一兩萬人，并孵化有獨角獸企業。”

此外，近幾年另一個標志性項目便是落馬洲河套地區的港深科創園，即使建成，占地也只有87公頃。而在北部都會區的設想中，港深創科園與落馬洲/新田一帶地方，將會被整合為新田科技城，當中與創科相關的土地估計約有240公頃，與深圳河北岸面積超過300公頃的深圳科創園區基本相當。

彌補產業短板，建設科技創新中心，向北拓展發展空間是關鍵一招，但并非全部。

林鄭月娥坦言稱，目前北部都會區只是概念，政府花了三四個月做大量工作，又邀請規劃署前署長凌嘉勤擔任顧問，盡管完成北部都會區或需20年時間，但任何一屆政府都應依照該軌跡進行。

如何成為科技創新中心？

林鄭月娥在施政報告中強調，要令“再工業化”植根香港，并與深圳以至大灣區的創科發展相輔相成，使創科成為香港新經濟動力，成就《十四五規劃綱要》下的國際創新科技中心。

要實現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的目標，香港離不開與深圳合作，并融入粵港澳大灣區。郭萬達認為，北部都會區是香港對接深圳科創產業的重要載體，深圳的科創產業，特別是制造業可以與香港的科研對接，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

擁有五所QS百強大學的香港確實在基礎科研領域擁有優勢，根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發布的《全球創新指數》（GII），香港在制度規則、市場成熟度、創意產出等細分指標中獨具優勢。

“香港科研在人工智能與生物醫療領域較有優勢，這也是香港特區政府近年來密集投資的方向，2018年港府曾投資110億元支持科學園分別建設人工智能和生物醫療研發中心。”一位香港高校人工智能學者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香港此前科技成果轉化較弱，主要受制于市場需求不足。“如果一位投資者面對深圳和香港兩個項目，必然傾向于選擇前者，因為其背后是14億人口的市場，而香港本地的市場容量只有幾百萬規模。”

在他看來，一個項目的研發階段可以在香港進行，而量產階段可以放到粵港澳大灣區內的9座城市進行，并完成market testing（市場測試）。

而實現這樣的轉化無疑需要更多的平臺。6月14日，國務院正式公布《廣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粵港澳全面合作總體方案》（下稱《總體方案》，2019年《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將南沙定位為粵港澳合作發展三大重大平臺之一，另外兩個分別是深圳前海和珠海橫琴。

廣州市政府在 2021年4 月成立“廣州南沙粵港合作咨詢委員會”，有咨委會成員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相比于另外兩個平臺，南沙面積更大，達800多平方公里，其中自貿區的面積就超過60平方公里。“咨委會的目標就是促進南沙與港澳合作，特別是科技產業合作。”

在《總體方案》中，科技創新產業合作也被著重提及，位列五大重點任務之首，重點指向兩個方面，一是攜手提升創新特別是原始創新能力；二是推動創新成果轉移轉化。給出的政策優惠包括將對先行啟動區鼓勵類產業企業減按15％稅率征收企業所得稅，并按程序制定優惠產業目錄。

“此前，橫琴、前海對鼓勵類產業已經采用15％的企業所得稅政策。對南沙來說，‘針對先行啟動區鼓勵類產業企業減按15％稅率征收企業所得稅’可以拉平與這兩個平臺的差距。對于大灣區來說，這樣可以進一步快速集聚創新資源，建設創新發展高地。”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區域和產業經濟研究部部長王福強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科技創新方面，國家三大國際科技創新中心之中，北京懷柔以基礎研究為主，上海張江以開放創新為主，而粵港澳大灣區以成果產業化應用為主。方案中，南沙突出“建設科技創新產業合作基地”，是為了在科技成果轉向產業化應用方面先行先試，在跨越成果與產業間的“死亡谷”方面進行探索。

“9座城市，甚至下轄行政區，都對于設立與香港高校對接的科技園區表現出興趣，紛紛到香港高校‘敲門’，目前的阻力在哪里？地方政府給錢、給地只相當于‘開大門’，但還需要‘開小門’，例如細化到對如何在當地申請營業執照進行指導。”前述香港高校人工智能學者告訴記者。

而實現香港與粵港澳大灣區在科創產業的合作，不止于吸引港人、港企到內地發展。“2021年前海合作區擴容肯定意味著給香港的企業、年輕人提供了更多機遇，但對于他們來講來到前海仍然屬于‘離港發展’，下一步是如何實現‘在港發展’。通過正在規劃中的位于洪水橋的鐵路，北部都會區與前海合作區可以更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未來兩個區域要進一步融合，從而實現‘在港發展’。”郭萬達說。

這就涉及各類要素的自由流動。數據過河、資金過河⋯⋯在接受采訪時，前述人工智能學者多次提及“過河”二字。所謂的“河”，既指將內地與香港分隔的深圳河，更指目前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存在的種種阻礙要素自由流動的障礙。

一個例子便是包括國家和內地地方政府科研經費在內的資金如何“過河”。在2017年特首的“施政報告”中，曾提出一個目標，在當屆政府任期結束前，將香港研發總開支相對本地生產總值的比率，即研發開支比率，由0.73％提升至1.5％，但直到2021年，這一比率僅為0.99％。不足1％的研發開支比率，遠落后于內地整體數據，遑論在2021年已達到5.46％的深圳。

“粵港澳大灣區確實為香港科創產業創造了很多機遇，資金、命題、場景都在增多，如果可以更好地融入粵港澳大灣區，香港的研發開支比必然進一步提升，但首先要讓資金‘過河’。”前述人工智能學者告訴記者，這個問題看似容易，但也是在經歷多年推動后才得以破解。

2019年2月對外發布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提出，支持粵港澳設立聯合創新專項資金，就重大科研項目開展合作，允許相關資金在大灣區跨境使用。

前述學者表示，“因為財政與科技是兩個體系，財政方面一度認為不能單獨為科技部門的資金往來‘開門’，遇到洗錢該怎么辦？所以就設立了創新綠色通道，甚至指導香港科研人員如何申請內地科研經費。如果再看得遠一點，這其實是利用科創產業這一平臺推動香港與內地融合。”

雙向開放倒逼制度創新

如果香港要更好地融入粵港澳大灣區以及內地發展，就意味著各類生產要素要更好地在兩地間流動。

“在粵港澳大灣區的框架下，內地面向港澳的開放也在漸進推進，比如可以探索率先實現科技市場一體化，優先實現人員、資金、設備、數據等在科技領域開放。”一位長期關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學者向《中國新聞周刊》坦言，對外開放一定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港澳就充當了特殊平臺，反過來看，如果無法做到面向港澳的制度性開放，遑論面向全球的制度性開放，因此面向港澳的開放也是在為面向全球的開放做準備。

2021年9月，《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改革開放方案》（下稱“方案”）正式公布，前海合作區地面積擴大近八倍，由原先不足15平方公里增至120.56平方公里，基本與港島和九龍面積總和相當。

“前海擴容很重要的一方面是制度性開放擴容，本質是內地對于香港制度性開放的提升。”郭萬達認為，制度性開放就涉及內地與香港的軟聯通，即規則、標準、法治等領域的聯通。“比如一名香港建筑師是否能在大灣區提供服務，就涉及對他建筑師資格的確認，有時標準互認牽涉諸多細節，比如內地認可公章的法律效力，而香港認可個人簽字。”

而方案中對于金融業跨境聯通著墨甚多，如與香港在金融市場互聯互通、人民幣跨境使用、外匯管理便利化等領域先行先試。

香港特區政府行政會議員任志剛也指出，方案是讓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高速公路”，金融商機能從大灣區的7000萬人口輻射至全國14億人口，有助打通兩地資本流動、資金融通渠道及金融基礎設施聯通等。

郭萬達表示，金融本就是軟聯通的重要組成。“內地與香港金融業的聯通最終要追求制度性開放，而當下金融業聯通更多采取管道開放的形式，如滬港通、深港通、理財通、債券通等，希望通過更密集地部署這樣的管道，增大其流量，進一步加強內地與香港的金融業聯通。”

這種管道開放的最新案例便是去年10月落地的跨境理財通，即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和港澳投資者，通過區內銀行體系建立的閉環式資金管道，跨境投資對方銀行銷售的投資產品或理財產品。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提及：在依法合規前提下，有序推動大灣區內基金、保險等金融產品跨境交易，不斷豐富投資產品類別和投資渠道，建立資金和產品互通機制。

“如果粵港澳大灣區有人流、物流，卻沒有資金流，就很難活躍，而資金流最難監管。”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香港資深保險業人士容永祺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如何合法、有序地做到這一點是關鍵。“我當然希望將來在粵港澳大灣區大家能到處跑，我們能夠到內地賣保險。但其牽涉的問題比較復雜，短期內難以實現，三地的監管、司法、貨幣等均不相同。”

而能否通過香港與內地金融互聯互通將金融業服務對象進一步拓展到內地，也關涉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特別是近年來香港正面臨新加坡的挑戰。

“新加坡確實分流了一部分香港的金融業人才和機構，但是仍然難以與香港競爭國際金融中心地位。”郭萬達認為，新加坡近年來在金融衍生品交易市場與期貨市場上發展迅猛，但在股票市場和離岸人民幣市場上仍然無法與香港相比。但是值得擔憂的趨勢是一些企業總部開始向新加坡轉移，“而且美日歐的一些高端制造業企業也在新加坡落戶，其經濟總量中仍有超過五分之一來自制造業，使得新加坡可以打造更好的金融生態，所謂金融生態指金融業要有服務對象，而這正是香港的弱項。”

前述香港高校人工智能學者告訴記者，有觀點認為，一家科創企業在內地同樣可以融資，但融資并非單純“給錢”，圍繞科創產業的金融支持是一整套概念，一家初創企業可能并不缺少技術，但缺少市場推廣、包裝經驗，如果要著眼于國際市場，就需要有國際經驗的人，而這正是香港的優勢所在。